聖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生平

　教宗若望二十三世（JohnXXIII），出生在1881年11月25日的意大利Bergame省。他原名叫安吉羅．朗卡里（Angelo Roncalli）。1958年10月28日，星期二，他登位教宗，時年77歲。1963年6月3日因病逝世，在位還不到5年。在位期間，他所開創的“天主教革新”事業意義深遠。特別是他力主舉行的“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成了天主教會新時期的開端。

　安吉羅．朗卡里出生在一個有著13個孩子的普通意大利家庭。他是家中第三孩子。父親叫Giovanni Battista Roncalli，母親叫Maria Anna在他出生的當天，父母給他領了洗。

　安吉羅．朗卡里的大舅，也是他的代父，是一個虔誠的教友，他負責小安吉羅．朗卡里的宗教教育。後來安吉羅．朗卡里曾對他的朋友們說：“我從小就立志要當一位神父”。11歲時，他進了Bergame小修院。19歲時，他以優秀的成績獲得了獎學金，就學於羅馬的聖座神學院（Seminaire Pontifical Romain）。

　1904年，當年青的安吉羅．朗卡里在羅馬領受神職時，還沒年滿23歲。他的第一台彌撤，是在梵蒂岡的聖伯多祿大堂做的。1921年11月教宗本篤任命他為“意大利對外傳教後援會”會長。後教宗庇護十一世又召他到梵蒂岡參加教廷外交工作。在這期間，他還兼任過羅馬神學院的教授，主講“教父學”。他精通歷史，一生從未間斷過學習和研究歷史學。他的很多知識和智慧，都應歸功於他對歷史學的精深學問。

　1925年他代表教廷訪問保加利亞，按慣例出發前被祝聖為大主教。在這十年大使生涯中，他常常會見上至君主，下至普通老百姓。他曾坐在騾背上、或騎馬，或在顛簸搖晃的馬車裡走遍了這個國家的每個地方。“我曾經常去他們簡陋的茅屋看望他們，我成了他們的鄰居”。正是在那，人們認識到了這位未來好教宗專有的外交政策。在1928年那裡發生地震的關頭，他訪問了無數受災的家庭。

　朗卡里主教知道怎樣和東正教教徒建立和保持一種樸實的、謹慎細緻但又相互尊敬的接觸。“在懂得如何處理保持一些正統性方面，我們天主教徒有很多東西要向他們學習……比如在基督徒的慷慨善舉上，更重要的還有神學上的討論等等”。在他離開保加利亞的首都索非亞，去赴任教廷駐希臘和土耳其的宗座代表時，火車站對面的廣場上擠滿了來向他歡呼送別的當地群眾，其中包括希臘正教會的一位大主教。

　1935年1月，朗卡里主教作為外交使節來到了成立不久的土耳其共和國，在那裡他受到了一個謹慎小心的接待。當時的土耳其政府不僅反對天主教會，而且還對所有的宗教都懷有戒心，在希臘，他遭遇了當時作為希臘正教會領袖和雅典城宗主教（Damaskinos）的冷遇和敵意，後者對羅馬教宗懷有強烈的敵意。

　朗卡里主教努力試圖改善東正教會和天主教會之間的關係，並且他從不放棄參觀訪問東正教修會，以及要求觀看一些保存的文物和東正教聖像的機會。

　1944年，戰後的法國巴黎需要一位有傑出才能的教廷使節，以便在一個十分困難的局面下修復往日的關係，以及調解當時法國教會內激進和保守兩派之間的矛盾。“在這一任命中我選擇了您，同樣您可以確信，天主的意願也是如此”。庇護十二世這樣對他說。朗卡里主教沒有其他的選擇，他成了聖座駐巴黎的代表。這是教廷外交界中最重要的位置之一。

　他顯示了他出色的外交才幹，認真聽取了來自各方面的情況介紹，仔細研究問題，特別是有關當時法國“工人神父”問題。教會如何能在始終忠實於福音啟示的情況下，與在新時代的人們緊密相連？正是這一問題，在他的思考中逐漸佔據了越來越重要的位置，通過對聖經的鑽研和學習，他認識到了福音啟示的真諦。他從基督徒的愛心出發來尋找真理之路，以一種建設性的姿態來加以行動。在這同一年的11月教宗升任他為樞機主教。“我可能將來不得不去梵蒂岡教廷工作”，他以慣有的幽默口吻這樣對他的秘書說，“那裡滿佈灰塵的成堆文件會讓我窒息，還有那些在辦公室裡的官僚主義作風會把我嗆死的。”

　1953年1月，庇護十二世任命他為威尼斯的總主教，那年他年屆71。他一直想做一個“牧靈人”的願望終於實現。在成為威尼斯的“牧人”期間，他會見了數不清的普通來訪者。與他會見過的人都對他的長者風範、和父親般的慈愛形象留下了深刻的影響。

　1958年10月9日，庇護十二世逝世。朗卡里樞機主教動身到羅馬去參加選舉新教宗的樞機主教會議。在火車站，他對前來歡送他啟程的人群說：“我希望會議結束之後我再回到威尼斯來”。火車載著他開走了，但卻把他帶到了生命中的高峰——一個慈祥的、受人敬愛的耶穌的好牧人。朗卡里被選為教宗，稱若望二十三世。

　教宗若望二十三世聲譽卓著、倍受眾人尊敬。他曾深刻地改變了作為一個教宗行使的職務以及形象。這不僅是由於在他任上，有了天主教轟轟烈烈的改革：還因為他那極其平易近人、謙虛謹慎的作風，這使他成了一個耶穌的、名副其實的“好牧人”，正像他自己在上任就職時所說的那樣。他特別喜歡直接與眾人交往，他親自去修道院參觀，與修生們交談，親自去醫院看望病人，到監獄看望囚犯，並經常為所看到的一切留下感動的眼淚。在他面前，就像經由耶穌一樣，每個人都感到了愛和被愛。

　若望二十三世有長期同東正教會接觸的經驗，他熱衷於全體基督徒“合一”事業。他誠懇地接待東正教、聖公會和其他新教領袖，與英國坎特伯雷大主教，蘇格蘭長老會主席和日本神道教大祠官等都有過坦率、親切的會談。他還將彌撒禮儀中有些傷害猶太人感情的詞句刪去。

　他為人處事的唯一標準就是一切遵循福音的教導。他從不放過任何一個可以與人為善的機會，做善事為他來說，是那麼“簡單而又自然”。這一切都使人們感到他平易近人，並對他產生欽佩敬仰之情。他是一位深受大眾愛戴的、平民化的教宗。這裡有個他自己述說的小故事：

　“在梵蒂岡以往的傳統中，教宗總是單獨一人就餐。我曾遵循傳統如此嘗試了一個星期，但一點也不感到快樂。於是我就想從聖經中去尋找，哪裡有我應該獨自一個人就餐的記載，但什麼也沒找到。既然如此，我就放棄了這一傳統。現在我感到快樂多了。”

　在他上任教宗後第一個月末，他對秘書說：“一個月來，我要做的一切都在順利進行著。我宣布了要召開一個樞機主教會議，以便為二十三位新樞機主教授職……我在威尼斯進行了一些其他的授職任命，並在那裡與各種各樣的人進行了會面與交談。我去了拉特朗並在同一天去了聖克雷孟（那裡有濟利祿Saint Cyrille的墓），為使人們知道我心裡有的對東方基督徒（指東正教信徒，譯註）的愛和尊敬……在我心裡，我還感到了當今世界所存在的一些問題。但我的心靈充滿了平安……東西方基督徒的對立（指天主教和東正教，譯註）並沒使我感到畏懼，但卻讓我內心深深感到痛苦。我自認為自己是最卑微的一個，但在我腦子裡已有了一個今後怎樣做的計劃。我不想再繼續這樣的狀況。對此我有足夠的決心和信心。一次與以往不同的大公會議

　誰也預料不到，人們原以為是一位充當“過渡”角色的教宗，竟有著這樣堅定的決心和沈穩可靠的性格。人們常喜歡先入為主地認為，當初決定召開大公會議，是一閃念間受了啟示而萌發的念頭，殊不知，其實這位教宗早在他上任以前就有了這樣的思想。因著他那豐富的實踐經驗，還在bergame時，他就對一些社會性問題和青年人的培養問題有了深刻的認識。另外，他在外交界工作的經驗又使他有機會了解，那些遠離羅馬的教會多麼需要人去傾聽他們的聲音，如果人們想要將福音的精神帶給現代世界的話。而他在法國與“工人神父”交往的經驗則使他對窮苦人民的期待有了深切的了解。“我要做的一切都在順利進行著”，因為我們的教宗，一旦他成了教會的最高領導，他就要始終不渝地堅持忠實於他一貫的座右銘，這就是：服從與和平。

　服從聖神的召喚，整個一切地聽從基督。有一次他帶著通常有的幽默這樣對Don Rossi（第一個知道要召開一次大公會議的人）說：“不完全是如人們常說的：「聖神常在教會左右幫助教宗」”，“而是我，我才是聖神的助手。因為這完全是聖神在行動，大公會議是聖神的啟示”。

　1959年1月25日，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同時宣布了三項重大決定：召開一次羅馬的教區主教會議，召開一次普世大公會議，以及修訂《教會法》。這一切，在我們這位教宗的心裡，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巨大的希望醞釀出世！蒙蒂尼（Montini）樞機主教，也就是末來的教宗保祿六世，非常明白此刻教宗所要進行的事業所具有的偉大真理性，他說：“他（指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好像不僅猜到了所有教廷神職人員的心事，更也猜到了所有天主子民的期待。激情的火焰瞬間點燃了整個教會。他似乎獲得了一個靈感，並且立即明悟，召開一次大公會議將在教會中釋放出以往從未有過的生氣與活力。”

　“既然大公會議無法按時在1963年召開，那麼好吧，我們就在1962年召開！”

　大公會議的準備工作將要迅速進行，並有很多的地址。作為教宗，他既要主持羅馬的工作，又要操辦許多為召開大公會議而需要的大膽創舉，尤其是在1960年春天，建立了一個專門負責籌備工作的委員會，該委員會由教宗委派的樞機主教Bea領導。1960年12月，教宗會見了坎特伯雷​​大主教、費歇博士。這是自宗教改革以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首次會見。可那時即使是“羅馬觀察家報”也都沒從這一“蛛絲馬跡”中意識到什麼新的歷史徵兆。

　大公會議終於按照教宗的意願和計劃如期進行，它並沒有像教廷中其他神長所要求的那樣延遲召開。此次大公會議，並沒像以往那樣總是譴責這樣那樣，它是一次“牧民”的大會，團結的大會，它認真地注意傾聽了“聖神怎樣對教會說話”。它沒有既定的目標，或者要確定某些教會的信條，但卻用嶄新的語言指明了在當今時代應該怎樣活出永遠的真理。雖然它還不是一次真正的“合一”的大公會議，但它卻為此準備了道路。分離的兄弟被應邀參加了會議。為此，教宗曾深情地說：“不管他們願意與否，他們是我們的弟兄。只要他們還在念「我們的天父」（天主經），他們就是我們的弟兄。”

　沒有人能想像出這一大公會議會產生什麼結果，甚至連它的組織者也無法預料。大家都在等待著新的“聖神降臨”，其成​​果是無法預料的。

　然而另一方面，作為屆時的教宗，他也知道他生命的日子近了。他能以教宗的身份親自給大公會議添磚加瓦的日子已經不多了。

　1961年5月15日，教宗若望二十三世頒布了“慈母與導師”（Mater et Magistra）通諭。他回顧了他的一些前任教宗的教導，接著談到了世界在持續了“三十年偉大工業發展”以及在七十年代前發生的危機之後所產生的社會不平衡和不公正的局面。他表示了他深藏在心裡的信念，即教會不僅僅應關心天主教會內部的事務，而且有責任更要關心這世界正在發生的一切。

　1961年12月25日，他又發表了一封宗座信函“人類救贖”（Humanae salutis），宣佈在1962年正式召開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

　1962年10月11日，“梵二”普世大公會議正式揭幕，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作了開幕詞。蒙蒂尼（Montini即後來的教宗保祿六世）樞機主教後來回憶說：“開幕式的發言是一位偉大教父和先知的致詞，是一位熱愛世界的人類導師的聲音。我們應該不斷地學習和領會這一講話的精神。因為這篇講話可以說是大公會議的憲章。”
和平的締造者

　l962年lO月，在“古巴”事件的美蘇對壘中，有人傳遞信​​息給教宗，希望他能運用他的影響力對雙方進行斡旋，因為當時在這場危機中，雙方劍拔弩張，局勢已嚴重到了瀕臨戰爭的邊緣。10月24日，在羅馬的蘇聯與美國大使同時收到了教宗的一封來信，接著，梵蒂岡電台正式透露了這一消息。次日，教宗又正式呼籲與懇求：“願他們傾聽從世界各個角落一齊發出的焦慮的呼喊，這呼喊來自無辜的孩子與老人，來自每個人與每個團體，這呼喊直衝雲霄：和平！和平！……無論在哪個層次和什麼時候，籌備安排、推動促進交流溝通，總是一個明智謹慎的原則，它可以帶來來自上天及大地的福佑”。他公開督促美蘇雙方慎重克制。他的意見受到當時肯尼迪總統和赫魯曉夫總理的讚同，在一個月的緊張局勢過去之後，蘇美雙方通過妥協緩和了危機。

　1963年3月7日，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私下會見了赫魯曉夫的女婿，以此加強了當時與蘇維埃主席正在開始互相建立的友好關係。

　1963年4月9日至10日，教宗撰寫了“和平於世”（Pacem in Terris）通諭。面對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世界緊張局勢以及人類有可能再次使用核武器的威脅，他提請人們注意尊重人類的各項生存權利和義務，提請人們注意國際機構組織、特別是聯合國機構應扮演的角色，以及裁減軍備的必要性。他的這些和平呼籲有一部分得到了響應，並在全世界引起了人們對天主教會的關注和重視。因為教會勇於關心追問全人類未來的生存問題，並動員號召一切有著良好願望的人們，不管他​​們有著什麼樣的宗教信仰，都一齊來積極參與世界的和平建設。

　1963年6月3日，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終於走完了他在現世的朝聖旅程。他的一生是一個善牧的一生。他以“善牧耶穌”為榜樣，為後來的人們建築起了一座橋樑，為和平做出了傑出的貢獻。他為人慈祥和藹，樸實親切；精神矍礫，充滿活力；但同時又勇敢無畏，不屈不撓。他讓所有的人都覺得他如同是一個值得信賴、溫情脈脈的好父親、好長輩。在他臨死以前的兩天，他還這樣說：我的工作職責的秘密，就在常掛在我床前的耶穌十字苦像中……看，他向前伸出的雙手就是我作為教宗的工作計劃……”。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對若望二十三世的形像作如此的總結說：“他總是以微笑的面容和伸展的雙臂來擁抱我們這個世界”。

　2000年9月9日，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册封了若望二十三世（JohnXXIII）为教会的真福。2014年4月27日，與若望保禄二世一同被教宗方濟各封聖。